今年的双十一晚会，金承志带领彩虹合唱团报幕，每次进广告前就载歌载舞告诉观众，后面要登台的是李宇春、陈奕迅等等。对于这台晚会，金承志像明星又不像明星，就跟他在流行文化里的位置一样。他是网络红人，创作了“神曲”《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他也是青年指挥家，并且强调自己写的不叫“歌儿”，叫“作品”。《张士超》是一把扭转命运的钥匙，它让一个业余合唱团最终站到了一场商业和娱乐的狂欢夜的中心舞台。
金承志的幸运来自个人奋斗，那些作品也见证着历史进程的改变。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合唱和音乐剧都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媒介，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空间。而金承志用合唱表达天性，记录日常生活的景象和情绪。突破既有体系后，他收获了名声、听众和商机。
张士超也随着“神曲”成名，但名声为他打开的门后，却是一块尴尬的空间。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一首歌的标题，一个忘了钥匙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他曾和金承志曾经非常接近，是音乐学院一块求学的朋友、合租的室友。而面对探索音乐的种种困难，他努力和抵抗过，也经历迷茫和蛰伏。现在他选择重拾音乐学业。
一道出发的朋友，一个已经抵达了新大陆，另一个正推船入海，重新进发。
编辑:曾鸣采访、撰文:杨眉视觉:梁爽摄影:贾睿
2016年4月，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有场音乐会开场了。门票空前热销，乐界的老前辈说：“我们北京的音乐会，从来没说哪个音乐厅——特别是中山音乐堂，1200个座位——找不着票！”
音乐会的名字叫《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主人公张士超和所有观众一样入场，坐在末排。大学时候的室友金承志在遥远明亮的舞台上，握着话筒往台下挥手，张大哥，对不起——是金承志创作指挥了这首爆红网络的合唱“神曲”。
全场观众一齐扭头，张士超站起身，招招手，又坐下。舞台上继续演，张士超觉得还有人在看他，偷拍他。自从年头有了这首歌，到处都有人问，他是不是那个“神曲”？钥匙放哪里了？华师大的姑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他们照着歌词问他，都像认识他一样。张士超到现在也没去过华师大，他知道人们关心的张士超只是一个符号。他怕演出后又有人缠问，提前走了。
开场以前，张士超去跟金承志还有合唱团合影。有人问他，一会演《张士超》他要不要上台。张士超说他绝对不要上台。
他坐去外面露天长椅上等开场，跟一个《音乐周报》的记者聊他自己的事。很多人当他是虚构人物，在网络世界里，金承志是他的“创造者”。
四年前在上海五角场合租的时候，两个人这样接近，一起住在五六十平方大的房子里。狭小的老小区，临街架着上百枝晾衣杆，一头靠着川流不息的大十字路口，有饭馆、菜市、发廊，另一头沿着国定路走下去，是梧桐森森的复旦大学。月租三千多块，卧室一人一间，都是书多得放不下。他们上午睡觉，夜里写曲。在一起就聊聊音乐，打《实况足球》，看比赛。
他们在十几公里外的上海音乐学院读书，金承志学指挥，张士超学作曲。同学朋友里公认他们是“大师”、才子，也是搞怪的角色。金承志编个鬼故事也写成合唱作品，讲一群冤魂跟坏人索命。他台上指挥大家唱得阴气森森，排练的时候，自己乍死乍活，一个人给大家演一台戏的剧情。张士超也不逊色，军训里借走教官的哨子，半夜一吹，把一栋楼的同学都骗起床来紧急集合。他在大会上做了检讨，检讨完又偷偷在底下写曲子。到军训结业，他指挥几个男生给大家唱军旅歌，“好兄弟！好姐妹！我们在一起！”调子意外一转，被他改成beatbox，满教室同学又是笑又是尖叫。
金承志
王国维说诗人把世界看作游戏的材料，游戏起来却又怀着热心，“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张士超说这句话像他也像金承志。
他们各自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的性格。在老家温州，金承志和另外七个男生是中学里的捣乱分子。他们下午逃了课，就跑去挨个敲开其他教室的门。等老师一开门就招招摇摇地冲里面的同学高喊：“我们已经下！课！啦！”跟着就跑出了学校的小世界。
金承志的父亲经营眼镜加工厂，一家人住在工业区的工厂楼上。金承志去逛过附近那些做民工生意的录像厅和巡演的杂耍团，也打着暗语到小巷子里收集过打口的摇滚碟。家里装了卫星电视，金承志照着电视，模仿台湾谐星吴宗宪，日本的摔跤选手，佛光栏目里讲着做人道理的老和尚。
在互联网新兴的年代，他上网泡论坛，顶着“西门吐血”的名号和人讨论诗词、小说、动漫、游戏。从事物理化学研究的网友，给他从《神奇宝贝》里“绝对零度”的招式，讲解到零度的定义，又引导他读了《时间简史》。父母连劝带训，要金承志抓一抓学校里的功课，但不采取强硬措施。这些千奇百怪的校外经历，就成了金承志成长的重要养分。他就像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拦路生长的树，没有被移进马路边整齐划一的树列里。
高中，一项群体性的活动逐渐占据金承志的全副心思，他打算日后以此为职业——打《反恐精英》。他和伙伴们成立战队，叫DZL——温州话“童子佬”的首字母，小屁孩的意思。金承志做队长，每天出了学校就练习游戏，周末带大家全天训练。他们参加竞技赛，跟大出他们近十岁的玩家对抗，一度打到全国八强。跟着，高考就到眼前了。
金承志暂停了战队的活动，让大家好好迎考。他自己的模考成绩只有两百分。高考那几天一个人待在家，等着大家考完再一起打球。战队就要各奔东西，金承志对前途一片茫然。一个音乐老师介绍金承志到北京拜师学指挥，学好了考音乐学院。金承志甚至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指挥。
北京城的另一面，张士超也从老家沈阳来考学了。每周六天练篮球影响了他的功课，他上着课也在脑子里想怎么运球。一个音乐老师介绍他跟一个老教授学作曲，张士超一学就对应试教育彻底没了兴趣。老教授说学音乐总是吃得上饭，给人教教钢琴总没问题，人生大幸是从事你热爱的事业。
他被老教授推荐来了北京继续学习。有时自己混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借谱子看，蹭音乐会，晚上就坐在二十四小时的咖啡厅写曲。有天晚上心血来潮，他打电话给东北的朋友，问磨剪子、戗菜刀的调子怎么喊？卖皇姑雪糕的调子怎么喊？朋友说他正睡宿舍里呢，模模糊糊哼了遍。张士超记下来又做调整，写出一套室内乐作品集《叫卖调》。2007年，他凭着这套作品，考进了上音作曲系。
同一年，金承志去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考场。去年他的老师说他能报考了，考得上的。他说，做不了第一名我不考。这次他第一个进考场，径直问考官：“先唱歌，还是先弹琴，还是先指挥？”考官吴灵芬是中国合唱协会的副理事长，指挥界的泰斗。
金承志开始弹琴，正弹到第三首曲子，就转头去看她。他觉得差不多了。吴灵芬喊了停。金承志成了合唱指挥系录取的第一名。
2008年冬天，金承志和张士超在上音的英语课里碰上了。金承志是刚从北京转来的借读生，张士超已经是这里的老油条了，老师又说他捣乱，又偏爱他。这回张士超刚从芝加哥领到一项青年作曲家首奖回来，老师就让他放作品录音。课后金承志过来跟张士超借谱子细看，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金承志后来常跟张士超讨教作曲，张士超写了曲也交给金承志指挥。有次在作曲班演作品，老师评价张士超曲子写得不错，又说这个指挥也好。
2011年升读大五，两个人搬去了五角场。有天金承志回家没带钥匙没带钱，张士超人在外面。金承志就打车去找他。张士超给了他自己的钥匙，又给了一百多块车钱。谁也想不到一件小事，经过生活的重重演化，会让他们以后有了很大的差别。
到2012年夏天，租房合约就要到期，金承志和张士超也要毕业了。很少有收入稳固的岗位给指挥和作曲，校友里一毕业就转行的比比皆是。他们两个也都对前途犹豫不定。
这年二月，金承志在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舞台鞠躬谢幕。他指挥的复旦大学校合唱团获得声乐一等奖。每三年里，各省选拔出来的非专业高校团体里只有三十个能拿到这等奖项。
但是金承志的这份指挥工作也要终结了。这年他没去学校报到，拿不到毕业证，体制内的岗位对他不大可能了。一波经济危机在考验家里的眼镜厂，父亲被确诊出癌症，希望金承志离校以后能回工厂接班做老板。
做合唱指挥也不见得总是有意思。从两年前的秋天开始，他就一直在复旦排练那首要参加展演的歌。行政老师有时也给他们选点别的歌，《雨后彩虹》、《小河淌水》、《百年复旦》唱得最多。有几次排练，金承志谱子都不带，练一会就说笑点不相干的事。
评奖的意义也是可疑的。吴灵芬说中国的合唱比赛很多还停留在群众歌咏大赛的时代审美里，喜欢嗓门大，喜欢指挥花里胡哨的比划。她提醒金承志，要少参加比赛。
不比赛，那只有走演出这条路了。听古典乐的观众就很少了，合唱更没人听。
金承志又一次茫然了。比赛、学业、无忧的家庭后盾，这些在他生活里占有重量的东西几乎在同时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要指挥，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想去国外留学，又想工作，又想转行。”
张士超一直在一家儿童音乐教育公司实习，编配儿童钢琴曲目。七八个人的公司，开会讨论曲目，管财务的、管招生的都进来发言。张士超开始还发言，后来不说话了，干坐完一下午的会。
他从大二起，参加国内的作曲比赛就没再拿过奖了。评委通常不听参赛作品的演奏，只阅读谱面，不少评委就会倾向于表象上的复杂和漂亮。有作曲家应运教出一套《怎样在作曲比赛中获奖》，指示学生把“每分钟＝60”的标记改成59、64一类的零头，基本拍从四分音符改成八分或者十六分，总之要“更唬人”，“显得你专业得多”。
张士超相信就是因为他和这股故作繁复的风气拧着来，他的作品才老不得奖。大五，他写出一部极尽复杂的室内乐曲《祖率》。“就是想告诉大家，这种东西我也能写，而且我写得的比你还复杂。”他拟好几个乐段，编上号，然后遵照更号二、更号三、更号五这些计算器上无理数结果的指挥，小数点后的数码是几，就把编号几的乐段搬到谱子上去。作品入选了上海当代音乐周，填上了他奖项履历上的一块荒地。但他觉得这是他世俗人生的产物，不是艺术人生的。
张士超
他和金承志离开了他们的小房子。金承志回温州陪父母。他还是不肯接班管工厂。父亲解散了两百多号工人，到市区外的泽雅山上租了栋农民别墅休养身体，头一阵夜里都睡不好觉。金承志也陪在山上。
山上的年轻人都走了，剩下老人，挑柴，放羊，抱小孩，坐在祠堂前面看人下棋，在村口摆个山货摊子等零星来的游客，或者聚到谁家门前，一起吹拉弹唱。
金承志第一天来山上还想着没WiFi怎么办，第二第三天就想喝雪碧。他去看父亲钓鱼，坐在溪边的石滩发一下午呆，一个人往山里逛到天黑。晚上，黑色的山坡上亮起一粒粒米黄的小灯。他看见村子里最穷的人家，窗上只是微微亮——他们还在点蜡烛。
两个月后，金承志就回了上海。他成了自由职业者，接一些学校和民间团体的指挥委托，业余时间仍旧管着他过去办的学生社团彩虹合唱团，他和团员自愿每周排练三小时。
张士超在头先那家公司全职上班了。业余到琴行教小孩钢琴，接作曲的散活儿，写企业宣传歌，或者晚会歌、大红歌。两年忙下来，手上始终攒不下钱，不说在上海买房子，假使他的家人生病，“你作为一个拿了这么多奖的（作曲家），回到家里什么忙也帮不上，而邻居家的孩子又能找人托关系住到好的床位，又能去把什么事都摆平了……这是说得最实际的话。”
他跟金承志说，他要回老家了。金承志问他回去干什么。张士超也说不清，总之他要先赚钱，再回来作曲。他说就像行军打仗，先要建好粮仓。
到了2014年年底，张士超坐在沈阳一家社区的儿童培训店里，跟家长解释教钢琴多少钱一小时，合唱多少钱一小时。他的工作包括接待家长，找培训老师，进货，发传单，管财务，编写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店西边斜对着一家饺子馆，张士超觉得自己也像在开一家饭馆。
他随身总带个小笔记本，饭桌上讨论到的主意，跟培训老师开会的草稿，都写在上面。他很久不作曲了，偶尔也把本子上的五行线当做巨大的五线谱，在上面写点简单的小歌，教店里的孩子们唱。
过了几个月，张士超找沈阳的作曲家朋友见面，拿出他的小本子提议，组织乐手开场音乐会。他想把iPhone铃声、斗地主或者眼保健操的音乐编配成交响乐，他相信是个商机。
“你别整。”朋友说。他相信沈阳人宁可买票去看二人转，“不管你演的是贝多芬还是魔兽世界，对他们来讲都是听不懂。我了解这个地方，它不是上海。”
“都是这样的演出，肯定是很好卖的了。”
张士超还是想开音乐会，准备要自己动手作曲。在钢琴上创作交响乐，他要依赖强大的内心听觉，去想象各种音色迥异于钢琴的器乐、超出两手能弹的旋律，合起来会是什么样。可是电话和微信上总有人在找他，店里的小孩子在敲钢琴和唱歌，客人进进出出，一会儿一顿饭局。
原创的主意全撂下了，他又一次把自己扳向了世俗人生的轨道。音乐会的曲目改成流行乐，用现成的曲谱，有《碟中谍》、《加勒比海盗》的配乐，也有阿黛尔、披头士的歌。朋友替他找来音乐学院的学生组成乐团。张士超自己做指挥，给乐团取名叫“极雅”。
这是场“会被同行唾弃”的音乐会。张士超另外开了个微信号，转发自己门店和乐团的信息，老微信留着联系上海的师友，从来不发沈阳这摊子事。音乐会定了七月在盛京大剧院演出，沈阳人管那里叫“大钻石”。他们提前一个月售票，卖出四万多的票房，“大钻石”一晚场租就要五万，乐手也要给演出费。处理积票又是桩事，他到处送人，送不出去了就拿去马路上半价折给黄牛。
后来再办一场音乐会，他赚了两千块。那是一家奶粉商邀请做的胎教音乐会，张士超指挥着极雅乐团，给满场孕妇演奏了《欢乐颂》一类的曲目。
“我说大哥你赶紧回来吧。”金承志后来在采访里说起张士超，“我觉得他还是要写原声音乐，他在这个方面是块材料。”
2013年夏天，金承志也在给彩虹合唱团找商演机会。趁着朋友的乐团在宁波演出，他跟宁波音乐厅的人员介绍自己的团，连演出费都没提，还是对方主动说了价。
《菊花台》的前奏在音乐会上响起来。金承志由着钢琴手弹，自己只叉腰看谱架，转身又跟观众说：“这个，就可以参与进来，啊，能唱的一块唱。”他一会指挥台上，一会指挥观众，一会团起手什么也不做，一会又轮着手指，凭空弹几下钢琴。
这台音乐会在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办了两趟，宗教、爵士、探戈、民歌、流行歌他们都唱。坐得半满的观众里，许多是他们团员发动到宁波捧场来的亲朋好友。金承志决定接下来还是在上海演出，没有音乐厅就先在教堂做义演，也不练流行歌了。
他找到另一家民间合唱团Echo的指挥洪川从头补习他的声乐，每周又在Echo当团员跟着排练。洪川不满意国内普遍的声乐教法，“讲什么站在气息上啊，气沉丹田。丹田在哪里？气怎么沉下去？唱歌是真的要有气出来的呀。根本就是匪夷所思的描述。”他从喉部解剖图给金承志讲起，怎么运用不同的肌肉，产生不同的共鸣效果。
金承志学了半年，开始把彩虹全团四十多个人轮番邀请到自己家补习。他用手指点着团员的颈后、下巴，指导他们哪块肌肉发力，哪块肌肉放松。例行的排练完了又布置团员回家做声乐练习，要他们用手机录下来发给声部长检查。和大家吃过夜宵，到半夜两三点钟，又给大家发来排练的总结报告，记了各种细节问题。
团员察觉到了他们明显的进步，回想去宁波的水准，“就像你高中的时候看自己小学学的东西”。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嘛。”今年九月的一天，金承志带着合唱团十几个人在录音棚里录制他们的团歌《彩虹》，他隔着玻璃，又在跟调音台开玩笑地商量。
这歌他们唱了好几年，一进棚，还是为个别字的音准、咬字反复重来。六分钟的歌，每句话要有三遍满意的录音，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最后一句“彩虹在天上”。
录音师和编曲指导正喃喃说最后这句节奏控制得蛮好，金承志回头问“虹”字是不是唱得偏低了。
“还行。”“问题不大，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回听了三遍录音告诉金承志。金承志还是想重来三遍。
伴奏响起，他叉着腰，沉着头，等他听到团员们顺利通过了那个“虹”字，忽然发觉自己忘记挥拍子了。团员哈哈大笑，金承志也笑，跟里外都连连道歉。
重来的时候，他往自己脸上“啪”的扇了一巴掌。不安分和认真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仍然明显。
“你的梦想是什么？”他在采访里提出那个汪峰式的问题。
他自己有两个答案。一次他说，人过中年，要去山上做个老道，不时下山来调戏大妈，健步如飞，家家户户关门不及。人到八十，御剑飞行。“据悉，”他捏着一个拳头装成是电视记者的话筒，“该位老道昨日在金茂大厦上游历，表示自己可以展示御剑之术。他的弟子如此说道：’哎呀，你不要管我师父啦，我师父是神经病啊。’”
另一次他说，他的梦想是下周一的排练合唱团员别迟到，尽量别唱错音。
2015年秋天，张士超又找到金承志的家。他从沈阳来上海看音乐会，跟金承志借个宿。没人。家门口放着鞋盒，里面是金承志预留给朋友的钥匙。
金承志在温州，一面给当地一个合唱团指挥，一面创作一套合唱作品集。泽雅山上的竹林，一个斜阳，村口的大黄狗都成了歌咏的题材，还有那片萧索的山坡和留守的老人。“一对对，老去的年轻人，不曾听见别人再提起。”他写下歌词，“窗台上有些微亮的灯光，能看见几颗暗淡的星。”
创作的时候，他几乎不出门。母亲叫他吃早饭、吃中饭、吃晚饭，其余的时间都在拿手机录音，一股股旋律在头脑里响起的时候，就在钢琴上弹出来。有次晚上睡到一半，忽然坐起来，脑子里歌词和着旋律一起来了，“那个就是我想要的”。他又下了床去记。
战队时不时还会搞点小集训，晚上在微信群里叫他，他总是说不打了。一个星期里，他有了一套作品集的雏形，取名叫《泽雅集》。
回到上海的时候，张士超已经走了。金承志没在鞋盒里看到钥匙，以为张士超忘了还钥匙，气得找了锁匠来撬锁。撬完他又发现钥匙了。“心有不甘”，他要给这事写首歌。
构思的那段时间，他又路过一趟国定路。路边锁匠有块招牌，一把大大的金钥匙。他有了种预感：“那个在我生命中无数次拯救过我的人物（又）要出现了。”
十二月，上海一桌夜宵上，几个彩虹团员兴冲冲把谱子递上来张士超签名，曲谱封面上印着“史诗巨著”。金承志就要开新的音乐会了，给张士超写了首“史诗”，为的是激励他不要放弃创作。张士超也想回来写曲子，他这次过来报考了上音的研究生。
今年1月9日晚上，金承志指挥彩虹演完《泽雅集》，到压轴了。一串超长的歌名打在舞台的字幕屏上：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了？
观众哄然一笑。
金承志掏出墨镜戴上，拢了拢他的大背头。
观众笑得更厉害了。
他撇开西服的两扇前襟，手插进裤口袋，低着头踱了一圈步。
全场静下来等着他。
他从口袋里腾出一只手，钢琴应势响起急骤的前奏，划开两手，歌声迸出。
“昨天晚上，我走在回家路上，突然想起，我没带钥匙……可是张士超！你这个混蛋！你带着姑娘，去了闵行。”
“你就是忘了！”他一摔拳头，“你就是忘了！”又一摔，“我们家在五角场。”
”华师大的姑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他振振地摊手，”华师大的姑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一字一顿地往半空中狠狠戳去，“华师大的姑娘真的那么可爱吗？”
“凛冽的风，冰冷的雨，国定路的落叶满地。我已经冻得不行，张大哥你在哪里？”
他双手合十，仰头向天。
“SanctaMaria，SanctaMaria，
（圣母玛利亚啊圣母玛利亚，）
让这个迷途的羔羊回家吧。
钥匙啊钥匙，你快快出现。”
戛然中止。
“还要听吗？”底下说“要”，他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是还在耳朵边甩甩手，说听不见观众。一片“要”声叫得更响了。
金承志砰一跺脚，尖亮的卡祖笛声喷薄而出。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我那么有钱，一下配十把。人家很忙的。”
他在墨镜底下笑起来，跟观众摆摆食指，“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观众已经在欢呼了。他回身右手一划，收场。
他鞠了躬，收了鲜花和一把锁匠招牌，观众还在欢呼。“你们在喊什么呢？”他冲台下喊，“金大牛逼是吗？”
张士超的两个微信号几天后接二连三地响。天南海北的亲友都在给他转发那首《张士超》的歌。在年头上，窦靖童正大步踏进演艺圈，李宇春刚开完跨年演唱会。但是这首来自无名辈的歌，登上了网易原创歌曲的周榜冠军，盖过窦的新歌；在哔哩哔哩上被观看了约180万次，比李的演唱会多出近40万次。1月24日，“神曲”成了腾讯新闻的头条推送。这可能是合唱歌曲第一次登上大众新闻的头条。
“你火啦。”母亲带着笑意跟张士超说。她建了一个文件夹，把跟儿子有关的新闻网页都保存在里面，说这么多年学音乐，努力没白费。张士超叫她别管这事了。他心烦意乱，把两个微信软件都删了。
培训店的老师、做生意打交道的朋友，都在跟张士超说，得趁着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的时机，出来做个回应，宣传宣传培训机构。他们出了五花八门的主意，说编首歌写金承志穿越回古代、穿越到沈阳，找到了钥匙。张士超觉得他们的趣味不高明，“像金承志那个点就很高明。”
春节前后，各路媒体都在约访金承志。有个关于庸俗无聊的提问：“在无聊这件事上不同流合污的人，您会想到谁？”
“张士超吧。他真的特厉害。玩Dota、看篮球比赛、作曲，谈论未知与远方与脚下的的路等等，他永远不会无聊。”
春天，张士超开始在店里熬夜了。金承志介绍了洪川给他，洪川就委托他写Echo的新歌。晚上七点店里打了烊，他就一个人在钢琴上摸索起来，两手试着不同的旋律，反复磨合。灵感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弹出来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非常好玩，就集中精力去写它。”写写弹弹到凌晨两点，他去隔壁吃碗拉面。天亮以后，托住得不远的母亲从家里送份早饭来，他又跟着开张做店里的事。到下午四点回家睡个觉，晚上继续写歌。
夏天，张士超又上了趟“大钻石”。剧院方跟他联系，德国奥格斯堡大教堂童声合唱团要来中国巡演，沈阳是最后一站。剧院方估计卖票有困难，想让张士超包下五万块票房，作为交换，可以让张士超店里的孩子们上台和德国团合唱两首歌。
他们选了德文歌《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德国团的指挥有点诧异，整趟中国巡演里各地的孩子都在上台跟他们合唱中文歌，沈阳这里倒有一帮孩子能唱德文歌。那是张士超安排孩子集训的成果。
“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在这里独自开着：可爱的同伴都已飘零而去。近旁没有同类，也没有花蕾，又是连连叹息，又是羞红的脸。”
果然像剧院方预料的那样，他替德国团包下的票房销不出去，又赔了三万。同段时间，上海音乐厅外的黄牛在加价倒卖另一个合唱团的门票，“张士超那个团”。
四月，张士超又借宿在金承志家，参加研究生考试。考官问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他说了肖斯塔科维奇。那是曾经被苏联政府公开谴责和禁演的作曲家，在最艰难的生活里也在坚持给“书桌的抽屉”写严肃作品。张士超大学里成天都说要做老肖，微博上还说过，“即便世界末日来了，我们也要做老肖！”当着考官，他忽然哭了。
金承志先一步去北京准备那场《张士超》的音乐会了。“神曲”刚红的时候，他还在微博上说自己是庞麦郎之后的“金麦郎”，被消费个十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他的音乐会七百张门票可以在五分钟里就售出过半，43分钟售罄，刷出流行歌星演唱会的售票速度——尽管他经常听见人们把他的合唱团叫成交响乐团。
他有了三个人管理他的合作邀约，做客金星的访谈节目，承接百度和天猫的广告，给影视剧唱主题曲。无论他在校园里招募新团员，排练，还是去看一块新的排练场地，都有各种节目的摄像机跟着他。他带团在芭莎的慈善晚宴和李宗盛发起的户外音乐节演出，也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和上海当代音乐周演出。他的团队在成立公司，几家风投基金也在找他们接洽。
名声不仅带来商机，也带来更多要报名参加他们的人。合唱团招新的QQ群开设后的三四天里，就有了六百多位有意报名者，他们提问：“高铁（站）离排练的地方远吗？”“我明年去上海……是每年都招么？”
团里也又跨省来排练的成员，从江苏、安徽，乃至福建，“他们会每周像拿到一个‘圣火令’一样，从这个国家四面八方飞到上海来排练。”金承志在一次演讲里说。
这个团的稀罕和另一组数字构成了对比。根据中国合唱协会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数十万专业和业余的合唱组织，数千万人参与合唱。从人数上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合唱大国。但是吴灵芬评价，“不是强国，只是大国。”
我见到了金承志在上音的主科老师王燕。我们聊到《张士超》，她说她能理解年轻人会有这种创作冲动，也理解人们的喜爱。然后她随口哼了一段小调：“在今天的下午，我们在南浦大桥下面，在喝一杯咖啡。”
但她接着又说：“（作曲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创作了。如果你想哼哼，那你随时自己去哼哼好了，为什么非要写出来，让一群人在舞台上去正式的哼哼呢？”
一个大学委托王燕找作曲家创作一部给大学生的合唱作品，大学生们写好了歌词，写了校园的路，食堂的菜。“孩子们可能觉得很有共鸣，作曲家看了就疯了，柴米油盐的歌词很难做艺术化的创作的。”她认为合唱作曲应该在写意的、模糊的、意识流的空间里驰骋，太写实的话，“至少这样类型的作品很不适合参加大学生艺术比赛。”
“难道这就是我的青春？”
金承志从谱架前转身，幽怨地看向观众。他在七月创作指挥了一首关于加班青年的新歌，《感觉身体被掏空》。他的头上立着一对狗耳朵，西装袖口接着一只硕大的狗爪手套，“我累得像只狗”。
“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戴了两年半。作息紊乱，我却越来越胖。起来征战北五环，我家住在回龙观，沙发是我港湾。……欧嗨呀欧嗨呀欧嘿依我要去云南。欧嗨呀欧嗨呀欧嘿依告别回龙观。”
上班族的共通情绪被击中，很多人听哭了，说金承志是“人民艺术家”。视频在哔哩哔哩上被观看了约260万次，比《张士超》又高出四成。
也有人批评金承志恶俗。金承志在一次媒体群访里反问，《诗经》高雅不高雅，那就是跟当时劳动人民紧密结合的歌曲，“从来就没有一个（雅与俗）孰轻孰重的概念，不要被空洞的定义玩弄了。”
我问张士超怎么看那些认为金承志恶俗的意见。“这些人非常的无知，”他说，“他们真的是音乐观坏了，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他认为当代音乐，包括他主攻的器乐创作，就应该呈现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互联网，让人想得起当下的社会生活，就像莫扎特的音乐能让人想起十八世纪的欧洲社会一样。
但他觉得大部分同行都不在乎表达这些内容，他们钻进了虚泛的套路里。他当然也理解为什么。“我谱面漂亮我就能拿奖，我拿奖就能留校就能当老师——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九月，金承志坐在家创作一套新作品，摆着二郎腿在钢琴前坐下来，随意试弹些片段，一面和他的公关闲聊天。弹着弹着，他把勾着的腿放下来，赤脚踩上钢琴踏板，他坐的得更直了，两手更有张弛起伏地弹奏。公关还在跟他说话，他不回答她了。
过后他问她对作品的意见。她说喜欢。
“你不是观众。”
金承志担心旋律“不够甜”。金承志管那种易入耳的“优美”叫做“甜”，没有音乐欣赏基础的人，通常喜欢那种泛称为“优美”的旋律，而他现在有了批本不关心合唱的观众。“他们可能会这样——‘金承志你变了’。实际上我是在变牛。”
他靠着门框仰头说，“无法表现‘甜’，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做一种平衡。”
在脱离一套观念体系后，他正受到另一套体系的引力。
“打卡，出站，回家，灵魂中有个声音在说话：什么日期？”
十月底，合唱团发布了又一首关于上班族的歌，讲工作的疲惫，经济的压力，甚至重复了《感觉身体被掏空》里的歌词。
“——快快打开手机！不要着急。千万别亏待自己。秋天就要过去，有谁会来疼你？”占满屏幕的三个大字。“双！十！一！”
金承志在天猫鲜红闪亮的招牌前，握紧拳头领唱：“啊哈，就像我的内心，购物车还没有，被！填！满！”
在几个月前刚开始承接广告歌的时候，他就在微博说：“君子网民还蛮多的，要求你穷还得博学多才……要是哪天你写了首诗换酒喝，他就大呼：你变了！”但事实上，他出售的不只是词曲创作力，也包括通过《感觉身体被掏空》和上班族观众建立的情感纽带。当新歌再次唤起这种城市生活的无力情绪，宣泄的渠道不再通往云南，而是进了购物狂欢节。
自称作词功力20000的金承志这次没能打动太多人，播放量在哔哩哔哩上只有七万。
9月26日晚上，张士超又邀请我去上音琴房，要把那套给Echo写的新作集《潇湘八景》弹给我听。我第一次在上音见他时，他穿着蓝衬衫，皮带西裤，手拎着公文包，在往来的青年学生之中显得有点突兀。他告诉我要一面读研，一面在上海另开一家儿童音乐教育的公司。他要准备商业计划书，找合伙人，出来融资。
现在他把胡子剃了，穿着T恤，拎了一只大画夹，装了谱子和笔。他告诉我，不想开公司了。几个上音的老师当初都惋惜他回了沈阳。这次开学的迎新会上，老师跟他说，回来了就好。
他坐在钢琴边，一面摸索着弹起来，一面看着我说些讲解。忽然间他的眼睛不再看着任何东西，两手各弹一个声部的旋律，嘴里哼着第三个声部。演示完一段，他朝我笑一笑，跟着又目空一切地弹奏起来，回到他内心听觉的世界里去。他和金承志的新作品，等到新年一前一后，都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首演。
从琴房出来的时候，我跟张士超提议去看看金承志。从上音走两三分钟就能到金承志家。张士超这次回到上海，还没登过门。
我们在路上说起金承志的“神曲”——张士超统称为“口水歌”。他说它们的区别，《张士超》是先有内容才写的，《感觉身体被掏空》是冲着白领加班的题目再去设计出来的，要写好会更难——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金承志还要再写一个白领网购的命题作品。“我当然更喜欢《张士超》。”他说。
我们到了金承志的楼下，张士超给金承志拨了电话。金承志在家有事，第二天又要去北京了。
亚洲新歌榜的年度盛典在那等着金承志。到时他会和李宇春、吴亦凡一样走过红毯，会登台领奖，会捧着一大堆话筒回答娱乐记者的问题。
我和张士超又从小区走出来，道了别。他提着画夹，穿过路灯树影，一个人又走回学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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